2015-2019年李某铃案：4.8万元涉案金额背后的野生动物保护司法标尺

2015-2019年李某铃案：4.8万元涉案金额背后的野生动物保护司法标尺

2015至2019年间，李某铃分两次实施了系统性非法收购行为——首次收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草鸮、小鸦鹃各1只；次年又收购濒危公约物种舟山眼镜蛇5条、眼镜王蛇1条、滑鼠蛇1条，连带雉鸡、华南兔各2只，灰胸竹鸡8只，普通蛇类13条。经专业机构鉴定，这批涉案动物总经济价值达4.8万元，其中85%的物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名录范围，案件特殊性一目了然。

长期以来，“非营利性收购是否构成犯罪”是司法实践的争议焦点。传统认知里，有人认为用于食用或养生的收购行为“没牟利就没事”，但本案及系列司法判例已给出清晰答案：构成犯罪的核心是主观故意与客观违法行为，而非后续用途。就像现实中有人为传统养生用蛇类泡酒，私下收购眼镜蛇等物种，看似“无心违法”，实则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已明确——此类行为仍属《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“以其他形式利用”，刑事违法性不容规避。

法院审理此案时，重点把握三个关键维度：其一，主观认知层面，李某铃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交易，对眼镜蛇等重点保护物种的特殊保护地位应当知晓；其二，行为持续性上，跨年度分批次收购，显露出较强的主观恶性；其三，危害后果方面，交易包含死亡个体，直接破坏生态链平衡。最终量刑时，法院严格参照《涉野生动物犯罪量刑指引》中“涉及两种以上二级保护物种”的加重条款，同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判决。

本案与湖南张家界姚某案形成鲜明对比：姚某因同时触犯危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、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，被判复合刑期还需承担近7万元生态赔偿。两案共同揭示出三重司法信号：量刑梯度上，单纯收购多在1-5年，复合型犯罪刑期可达10年以上；责任范围上，94%的同类案件需额外承担生态修复费用；司法导向上，2020年“禁野令”颁布后，涉食用类犯罪的量刑基准较之前提升了37%。

司法实践中，法官反复强调“四明知”认定标准——行为人必须明知物种属性、保护级别、交易禁令及违法后果。具体到量刑，有两个关键数据值得关注：一是涉案价值达10万元即构成“情节严重”，对应5-10年刑期；二是认罪认罚可从轻，幅度在基准刑的20%-40%之间。而生态损失计算也有明确规范，采用《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评估技术规范》里的“物种系数×保护级别系数”公式，确保责任量化精准。

此案的判决，既是对“以食用或养生为目的非法收购”的明确警示，也通过具体数据展现了司法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——4.8万元的涉案金额、85%的重点保护物种占比、37%的量刑基准提升，每个数字都在传递“保护优先、违法必究”的法治信号。（注：中医养生需在法律框架内进行，切勿因传统认知触碰法律红线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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